歷史的責任 - 緬懷杜聰明博士
杜聰明醫學博士120歲冥誕紀念專刊 2013 年 8 月 p.106-108
第一次聽到杜聰明博士的事蹟是1962年，當時我正在台南市中讀書。有一位就讀台南一中的鄰居考上高雄醫學院藥學系；他興高采烈地告訴我，說他也是杜聰明博士的學生了。當時我不明白這句話的含義，也不知道杜聰明是誰。高中畢業後我考取台北工專，和醫界無緣。當時杜博士已經退休，離開高醫。我雖有就讀醫學院的同學，卻很少聽到他們提及杜博士的大名。後來讀到杜博士的著作已是數十年後的事。
一九九五年我開始做電腦多媒体，想要把 1895-1995 這一百年間，台灣的人事地物記錄下來，為歷史做個見證。從資料蒐集、考證、文字編輯、圖像輸入、音效製作和影音攝錄等工作，逐步進行。那時候網路不如現在普及，能夠獲得的資料相當有限。台灣經過長期戒嚴，很多人物和事件都被扭曲。例如我的名字「東瀛」就經常被用來指涉「日本」。其實「東瀛」本是台灣的別名。我查證過不少古籍，也發現台灣的廟宇，從北到南，不論樑柱題字或古匾都有不少的「東瀛」。在杜博士的漢詩裡看到他用「東瀛」代稱台灣，便推定這個被誤植的名詞和「閩南語」一樣，應該是國府遷台以後才在台灣流行的用語。
我的長輩朋友當中，有兩位和杜博士相熟。一位是杜博士的長女-淑純女士，另一位是杜博士在台北帝大及台大醫學院的高足-陳俊雄醫師。和淑純女士談話時，每能感受杜博士對女兒的期許，他的開明以及對台灣醫學教育、藥理和蛇毒研究的貢獻。杜女士不僅是杜博士的女兒，祕書，也是他最談得來，能信任的知己。近年來她致力於杜聰明博士相關文獻的整理與出版，一方面是基於對父親的懷念，另一方面也希望經由杜博士的著作，論述，旅遊札記和日誌，讓年輕一輩對台灣的歷史有更深層的認識。
陳俊雄醫師是我的好朋友。台大醫學院畢業後，先在高雄的醫院當醫師。三十歲到台南醫院服務三十年，當副院長時退休。後來在台南市開醫院。醫院的診間有一塊杜聰明博士用毛筆寫的匾額。這是杜博士在陳醫師留學日本，取得醫學博士學位那一年送他的紀念物。陳醫師在日本研究當時最先進的內視鏡醫學。在台灣做過一萬多個胃鏡臨床病例。這塊匾額在他的書桌右上方掛了四十年。陳醫師說杜博士是一個「人格者」，是不畏權勢，不卑不亢，卻能堅守正義的人物。他指的就是杜博士曾經堅決反對台大醫學院與國防醫學院合併，因而得罪當道，1954年離開醫學院，終身不再就任公職。
關於杜博士的生平，坊間已有多本著述； 從天下雜誌的「一代醫人杜聰明」，黃元興的「臺北杜聰明」到國史館的「杜聰明與我-杜淑純女士訪談錄」以及近年來杜聰明基金會陸續出版的書籍，讓我對這位醫學界的前輩，除了尊敬與感念之外，更多了一分反省與自勵。我常想，像杜聰明博士這樣有學識、有擔當的學者為何不能見容於國府？ 杜博士在1937年出任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教授職，是台北帝大僅有的一位台灣人教授。與杜聰明 (1893-1986，日本京都帝大醫學博士) 大約同一時代的知識菁英，如林茂生 (1887-1947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)、胡適 (1891-1962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)、林語堂 (1895-1976，德國萊比錫大學語言學博士)、吳國禎 (1903-1984，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) 應該都是台灣現代史上最具影響力的人物。對於人物的臧否，歷史學者和專家自有定見，在此無意置喙。我所不解的是為甚麼數十年來在台灣的歷史、教育體系和教科書裡讀不到杜聰明與林茂生的事蹟？ 為甚麼在號稱民主自由的台灣，自治史上獨缺「吳國禎事件」？ 是國民黨的高壓統治讓台灣人畏首畏尾？ 還是台灣人愚痴魯鈍，忍令青史成灰？
解嚴後言論尺度寬放，不僅未能擦亮史實，反而更因意識形態的激烈衝突和政經形勢日趨複雜，迫使「糊化」過程加速，而「包裝歷史」的風潮，也從幕後走向台前。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我看得出這種趨勢和相關事件的因果關係，而杜博士的歷史定位，也讓我對台灣現代史有更深的期待。
生於日政時期的杜聰明，做為第一位獲得日本帝國大學醫學博士的台灣人，與在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，歷經二二八屠殺事件及白色恐怖時期，倖存的知識分子，如何看待當時的政權與社會？ 他們在戰後對台灣的前途有何見解？ 這些都是我比較關心而想瞭解的問題。杜淑純女士望九高齡，猶孜孜矻矻，不倦於斯，她的用心，實在令人感佩。杜博士任職台大醫學院首任院長時，篳路藍縷，開創格局，有守有為，不忮不求。他的智慧與風骨，在亂世成為台灣醫界的中流砥柱。哲人日已遠，典型在夙昔。祈望杜博士的日誌和諸多作品早日復刻出版，讓我們得以效法這位受人景仰的前輩，也讓新世代台灣人瞭解在這個歷史的關鍵時刻，應該何去何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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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ast update : 2013-08-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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